现在比较常用的说法是台湾有“四大族群”：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闽南人的祖先是四百年来由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渡海来台之移民的后代，多与原住民平埔族有混血；而客家人则来自于广东，一般来说，客家人会比闽南人更重视“血缘”、“宗族”这些事，在台湾的拓荒史上，闽客之间经常有冲突，因客家人人数较少，闽南人占了平地，而客家人聚集地通常是在丘陵地区，人数更少的原住民活动领域则被压缩至山地。
闽南人及客家人
在早期，台湾，根本没有“闽南人”这种说法，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自己是“闽南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身份是“漳州人”或“泉州人”。早期大陆移民来台，通常先来的人都是占领港边、河边平坦肥沃的地方，晚到的人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一般来说，闽籍人士比粤籍人士来得多且早，而闽籍中泉州人又比漳州人来得多，所以以地利来说，泉州人坐海口，开店铺；漳州人就占领平原，收佃租。晚到的客家人为了争土地和水源，也因为信仰、语言和习俗的差异，只好向内陆丘陵发展。
除了乱之外，台湾倒是个富得流油的地方，有句话叫“台湾钱，淹脚目。”形容台湾的钱多到可以淹脚，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想想，到处都是无垠的旷野、无限的商机，正所谓越乱的地方越有商机，简直就是冒险家的天堂，只要勤奋就有发财的机会。这么说好了，到19世纪末，台湾都是中国唯一出超的省份地区，这不断地吸引外省人口想尽办法来台湾。面对未知的新世界和新世界的荒芜，若无旺盛的企图心也不可能移民渡海而来，移民脱离原居地的社会关系，不受其束缚，只能放手一搏，所以都说台湾人性格里有种拼搏精神，那首《爱拼才会赢》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写进台湾人的心坎里去。
台湾人迷信也跟移民社会性格有一定关系。一波波移民到台湾之后，由于在新世界变量太多，对于未来极无把握，心里有强大的不安感，这也造就了台湾急功近利、一窝蜂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人以为闽南人抛下一切渡海来台湾，充满了冒险犯难、勇猛无惧的精神，其实也不一定。不管怎么说，“保平安”一定是最重要的事，这也造就了闽南人喜欢到处求神拜佛，到处求平安的性格，其实大多数时候是佛道混合加上一些地方神祇的民间宗教，看到什么就双手合十拜一下。
台湾是一个移民不断涌入的社会，一代一代的移民在台湾建立的家族也已经开枝散叶，这又产生了强烈想要谋求安定的念头。面对后来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心中难免有越来越多的反感，尤其是这些新进移民，三教九流皆有，破坏了这块土地的安定性，这也让自我防卫心、排他性越来越强。这么说来，台湾的“省籍情结”并不是1949年以后才有的，对外省人的不信任早已有之。
眷村
1949年国民党带了大批外省人来台，有大批的外省人居住在“眷村”里，很长的一段时间本省人与外省人因文化习惯与生活环境不同而格格不入， 产生不少冲突与悲剧。
但从台湾现在的一些小吃也能看出不同族群在这块土地上为融合所做的努力，台湾本省人饮食习惯在外省人来台后也受到影响，比如台湾本省人过去是不吃牛肉的，因为在早期台湾农业社会里，牛算是“工作伙伴”， 所以，现在台湾很有名的小吃“川味红烧牛肉面”，其实也是这些外省人到台湾后凑合着做出的料理，辣豆瓣加上红烧汤头，再放大块的红烧牛肉，在台湾本省人原本不吃牛、不吃面的情况下，几十年后反而变成人尽皆知的台湾小吃。
还有在大陆打出高知名度的“永和豆浆”也是一样，与台北市一桥之隔的永和，一向是许多外省籍人士或退伍老兵选择定居之所。约在20世纪50年代，一群大陆北方人士搬来永和，为了谋生便卖起了豆浆，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开始辛勤工作，磨豆浆、煮豆浆。一开始，台湾本省人不太能接受豆浆这种东西，经过几十年，豆浆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台湾有句话叫“芋仔番薯”。以前台湾人戏称外省人“芋仔”，这也蛮形象，芋头是一种不需要施肥的根茎植物，扔在哪里就长在哪里。相对而言，因为番薯是最便宜、生命力又强的台湾本土作物，以前台湾穷，大家都只能吃番薯配饭，再加上台湾的形状就像一个番薯，台湾本省人喜欢自称“番薯”。“芋仔番薯”在老一辈人心里，代表的是文化的不同以及隔绝。但这几年台湾高唱族群融合，不分本省外省，就连有代表性的“芋仔番薯”都赶潮流，被混在一起做各式料理，还有食品公司推出了一款叫“芋仔番薯”口味的冰棍，意外大卖。
原住民
在汉人来台湾之前，台湾就居住着一些土著，是台湾的原住民，到目前约四十多万人，他们与汉人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不太相同，他们多半崇尚自然神，重视祖灵信仰，几乎各个原住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祭典，比如阿美族的海祭、赛夏族的矮灵祭等。
历史上从明清之后，汉人大量移入开发台湾，以汉文化中心的立场，称这些未受教化的异族为“番”。在这些少数民族与汉人交往的过程当中，被汉人依少数民族的汉化程度分为“生番”或“熟番”，居住在西海岸平原一带的平地少数民族平埔族，他们愿意接受清廷管理和汉化，称为“熟番”，到了现在，平埔族几乎已经消失，大都与一般人没什么分别。还有一些不能适应汉人生活和文化者则远离汉人，到偏远地区或山区，或者住在海岛上，过着渔猎或简单的农耕生活，现在划分出来，总共有十几个民族。后来，日本统治期间叫他们“高砂族”，“国民政府”则叫他们“山地同胞”，而大陆称为“高山族”，事实上不太精确，因为他们不只住在山上，也有住在海边，甚至住在小岛上。他们本来是台湾的主人，后来汉人一来，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几百年来，人口几乎是零增长，反而变成少数民族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打压原住民文化，一方面又不太照顾他们所需，给人一种想让他们自生自灭的感觉。再加上“原住民”大部分居住在偏远地区，所以不管在什么方面，资源都非常匮乏，这也影响了“原住民”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育及经济资源的不足。统计显示，原住民的普遍收入，只有汉人的六成而已，这也让许多原住民必须离乡背井到大都市里工作。
台湾80年代政治气氛逐渐松动，过去作为弱势群体的原住民开始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在那几年，他们向当局索讨原本属于自己的猎场土地，开始争取在身份证上能用族名而不用汉名，政府也开始放弃过去平地同胞、山地同胞的二分思维，将山地同胞正名为“原住民”。台北市“总统府”前面充满封建意识的“介寿路”，也改为过去居住在台北盆地的少数民族族名——凯达格兰大道，更多的“原住民”族群也争取恢复自己部族的名称，而不是被简单地划分到其他大族里。
台湾四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族群间互斗及融合的历史，台湾人开始对过去这些族群对立的历史反省的进程，恰好跟民主化进程并行。因为社会开放后，产生更多不同的意见与声音，没有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更能赤裸裸的面对这些不堪回首的历史，人们开始反省过去因为不了解或不愿了解产生的误会，因此现在各族群都在学习包容与合解，从现在台湾的政治活动中就能发现，这是一个冲突与包容并存的社会。